當網紅 Cheap 與呱吉談「抄家」，臺灣言論真的越來越緊縮了嗎？｜人文思想

網紅 Cheap 近日接受媒體人范琪斐專訪，發表了備受爭議的「抄家說」，引發了軒然大波。網紅呱吉也在臉書上回應：

「老實說我沒想過自己會面對言論緊縮的一天，這是一個比二十年前更加不自由的年代。不是因為我們的體制、也不是因為我們的政府，而是網路、過度追求政治正確、黨同伐異等等因素交織而成的失語社會。網路上的人瘋狂地尋找每一個論述、每一句話的漏洞或弱點，就只為了剝奪對立方說話的權力。」（節錄）

該文馬上引起了討論，許多人贊同他的觀察，但也有許多人批評他誤解了「言論自由」的意思。批評的人會說，言論自由不是「不被批評」的自由，因為批評的人也有言論自由。 對此，呱吉又發了一篇文澄清：

「我談的並非大家所指的『言論自由』問題，事實上我的文章也沒有用到言論自由這四個字，我用的是限縮、失語、壓力、和不自由的感受。我想談的是立場決定了觀點，而不願意就事論事的心態，導致許多議題沒辦法做深入的討論。」（節錄）

他還提到：「我從不覺得現在的台灣政府有壓迫人民言論自由的行為，但我一直認為過去幾年這種極端分裂的情況越來越嚴重。」（節錄）

看起來，他並不是在談言論自由的問題，也不是在談政府壓迫人民的問題，而是在談一種「跟言論有關的不自由的感受」。在那之後，許多人稱這個現象為「言論緊縮」。

那麼，如果不是在談言論自由，言論緊縮又是什麼呢？它真的存在嗎？又為什麼存在？以及，更重要的，言論緊縮跟言論自由的關係是什麼？接下來，本文就要來簡單討論這些問題，並在最後提出二個思考層次的判斷步驟，跟大家一起思考未來類似議題。

言論自由 vs. 言論緊縮

相較於「言論自由」，「言論緊縮」並不是一個學術上常見的概念，所以當呱吉提到一種「跟言論有關的不自由的感受」時，人們也自然會以為他談的就是言論自由。

所謂的言論自由，就傳統的典型意義而言，指的是一種對抗國家的憲法權利或政治權利，藉此避免來自國家的侵害。因此，如果一個國家並未設立什麼不合理的法律限制人民的言論，我們通常就會認為這個國家保障了人民的言論自由。

從這個角度來說，言論自由主要關注的是「國家對人民」的影響。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人會認為，網友到網紅文章底下留言批評，可能跟言論自由無關。因為在一般人的心中：網紅是人民，網友也是人民，即使網紅因此心靈受創，這不是通常言論自由所關注的問題。

那麼「言論緊縮」到底該如何理解呢？依據呱吉的說法，這是一種「不自由的感受」。這種感受的成因類型多元，其中可能包括極化現象、取消文化、貼標籤、抹黑、追求政治正確等等，言論緊縮在這裡可能只是這些現象的統稱（註一）。

這樣看來，言論緊縮似乎有兩個層次，一是這些多元現象本身，二是人們對這些現象的感受。下一節，我將會從這兩個層次來討論言論緊縮的可能成因。

言論緊縮的可能原因

首先，呱吉認為「許多議題沒辦法做深入的討論」，很多人相信（註二），這與政治性極化（Political Polorization）、貼標籤及抹黑有關，而這些現象又來自回聲室效應及廉價言論氾濫等效應（註二）。

在兩個效應影響下，一旦資訊太多，人們就會傾向接觸與自己立場相近的資訊、忽略其他反對意見。這伴隨而來的是，當抹黑、假資訊出現時，閱聽者很難第一時間得知相反意見及正確資訊，進而造成前述「溝通無效」的「現象」。

當然，這些「現象」與概念的關係都有賴社會科學的實證（註三）；不過，現象的存在是一回事，人們對現象的「感受」又是另一回事（註四）。因此，我們可以問的另一個問題是：是什麼讓呱吉「覺得」二十年前比現在更自由？

對此，「言論真的緊縮了」當然是一個可能的答案，但本文認為還有一個要考慮的因素，那就是身份轉變。

在二十年前，呱吉或 Cheap 都還不是網紅，那時的他們比起面對不特定「大眾」，更多的是面對朋友、社團或有實際連結的人；但現在變成了政治人物、KOL，在臉書上開地球的文章自然跟「二十年前」要面對的很不一樣，這不是學生在參與校刊、BBS 或廣場演講，而是作為公共知識份子在與大眾對話。

這一身份轉變使他們感覺到發言更不自由，似乎不是一件奇怪的事。

畢竟身為一個公眾人物，在公共論壇上發表公共言論，本就會受到更大的檢視。如果他的身份認同就不是意見領袖，同時也深受其擾，那或許把文章都限友，不要開地球，或許才是改善不自由感的直接方法。

這並不是在說他們感受到的都是「幻覺」，而是說：我們最好把言論緊縮的現象，以及我們對現象的感受區分開來，畢竟後者可能受到諸多個人因素的影響。這就像是如果一個素人變成了藝人，而因此被要求要保持好形象，這不代表台灣變的不自由了，只可能代表他選擇了一個更不自由的身分。

所以，言論緊縮真的跟言論自由無關嗎？

從以上概述來看，言論緊縮似乎跟網路現象、個人感受有關，與國家強制沒什麼關係，也因此有許多人認為言論緊縮跟言論自由完全是兩回事。不過，緊縮一定有緣由──只是這次不是國家，而是來自社會，所以言論的自由空間依舊受到推擠。

以韓國跟台灣的穿搭文化為例，這兩個國家都保障穿著自由，因此人們可以選擇任何想穿的衣服出門，也不會被法律制裁。但許多人應該感受得出來，台灣跟韓國瀰漫著不太一樣的「穿搭氛圍」。 在韓國，人們似乎更在意穿搭，他們可能更在乎美感，同時也對其他人施加更強穿搭壓力，形成穿搭上的外貌焦慮。所以從文化的角度來說，如果生活在韓國，確實可能會比在台灣更容易感到穿搭上的「不自由」。

這個例子正好說明了，人們對自由的主觀感受，不一定能跟公權力（如法律限制）的開放程度畫上等號。

在法律之外，還有很多東西影響了我們對自由的感受，甚至直接影響了自由本身。如果我們善意地理解，這應該就是呱吉等人想捕捉的問題——我們大可以想像一個法律上言論自由程度不亞於台灣，但在文化上卻比台灣更自由，或更不自由的國家。就「來自社會」這個角度而言，討論言論緊縮仍然是有意義的。

不僅如此，有些人甚至認為，言論緊縮不僅是一個重要的問題，還是言論自由本身應該關注的問題。法哲學家 Jeremy Waldron 在 Free Speech Apart From Law 一文就提出了一種特殊的觀點。他指出，很多傳統學者，關注僅限於「國家對人民的限制」──認為只要言論不被國家限制就是自由的；但除此之外，Waldron認為社會對於「言論自由」的各種影響也很重要。

換句話說，不妨跳脫「國家對人民的限制」這一思路，直接討論任何可能影響言論自由的因素；這些因素，將不限於國家、政府及法律，還包含社群平台的管制、社會壓力、取消文化等「私人行動」。 對此，他引用了哲學家彌爾（Stuart Mill）的觀點：

「當社會本身就是暴政——也就是社會凌駕於構成它的個體之上——它的暴政手段不僅限於政治官僚的手段。社會可以執行自己的命令：如果它發布命令不是正確的，或者干預本了它根本不應該插手的事情，那麼它就實施了一種比許多政治壓迫形式更可怕的社會暴政，因為......它留下了更少的逃逸可能，並深入到生活的細節中，奴役了靈魂本身。」

彌爾在這裡強調的是，我們應該關注「不自由」本身。至於這個不自由，是國家還是社會造成的結果，是次要的問題，因為社會造成的不自由程度，可能不亞於國家造成的不自由程度，兩個都有可能成為壓迫個體的暴政。

這個做法，基本上改變了言論自由的侵害標準。原本的言論自由標準是「國家是否強制我們」，這個版本的言論自由標準則變成「是否有任何東西強制我們」。如果我們同意後一種對言論自由的界定，那就意味著呱吉所謂的「言論緊縮」不僅是重要的，而且跟學術上的「言論自由」並非毫不相干。

甚至可以說，言論緊縮的程度將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言論自由的程度。

思考上的問題與解決層次

然而，彌爾式的言論自由觀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；對此，我們一共可以區分兩個層次來思考：

1. 言論緊縮：這一層次考慮的是實際上的感覺為何，比如呱吉說的「不自由的感受」就屬於這個層次。

2. 彌爾版的言論自由：這一層次考慮的，是那些社會造成的「不自由的感受」是如何限制了發言人的言論自由。

將這兩個層次區分開來，是為了說明並不是所有不自由感都侵害了言論自由，它們之間的關係必須經過論證。

按照典型的想法，若不自由不是國家造成的，我們就不需要考慮兩個層次的推導，因為社會不是國家，它造成的不自由感並不侵害權利。相反地，如果我們採取彌爾的角度，關注言論自由的壓縮也會來自社會，我們就需要考慮這兩個層次之間的推導關係。

然而，初步來看，後者至少會遇到兩個麻煩：

• 「是否有任何東西強制我們」是一個非常模糊的判準，以致於我們沒辦法知道哪些不自由感是應該避免的。

• 我們很難協調「權利」與「應該」之間的矛盾。

第一個問題是這樣的：「是否有任何東西強制我們」這一判準，雖然將討論對象從國家拓展到社會，但也因為這樣，我們變得更難判斷強制的意義。在以國家為主的傳統討論裡，只要法律造成我們的不自由感，基本上就有強制的嫌疑。

但相較起來，社會的強制模糊許多比如說，今年流行某種穿搭，以至於我們怕不跟流行的話會被笑過時，這算是一種強制嗎？還是說，這雖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自由感，但並不算強制？

顯然地，除非我們認為所有的不自由感都是對權利的侵害，否則我們就應該找到一個判準，來判斷哪些不自由感才算是侵害權利的強制行為。

以呱吉跟 cheap 這次的風波為例，什麼樣的網路討論方式構成了社會的強制？什麼又是可接受的？比如說，只有抹黑跟貼標籤應該被檢討嗎？還是說，即使一個留言沒有抹黑、論證也十分完整，但語氣卻帶有戲謔的成分，也應該避免？

如果這條界線存在，可能也十分模糊，因為人與人互動必定會互相影響，有影響就會帶來某種限制，那些限制就是「不自由感」的來源。但我們不可能將所有不自由感都視為邪惡的，或至少在程度上會有所區別。因此，到底哪些不自由感構成了社會的強制，是彌爾角度的言論自由理論，需要考慮的第一個問題。

第二個面臨的問題，我們可以透過以下對話來理解：

• 五條悟：「你們有爆雷咒術迴戰的權利，但不代表你們應該這麼做。」

• 拷貝卡卡西：「對啦，但反過來說，儘管我們不應該爆雷咒術迴戰，也不代表我們沒有權利這麼做。」

或是這麼說：

• KOL：「你們有留言攻擊別人的權利，但也許你們不應該這麼做。」

• 酸民：「笑死，就算我們不應該留言攻擊別人，我們還是有權利這麼做啊。」

這兩組像是鬼打牆的對答，展示了「有權利做 X」與「應該做 X」兩個概念的差異（註五）。

這個差異，來自於傳統言論自由與言論緊縮的不同：前者關注的是「權利」，後者關注的是大家行使權利後的「結果」。兩個問題意識的落差，會使得即使我們將言論緊縮納入言論自由討論裡，也很難找到兩全其美的解方。

畢竟，就算我們希望改善言論緊縮、避免大家互相攻擊，並且也解決了上述的第一個問題，我們也仍然需要尊重大家互相攻擊的權利。而所謂的尊重，就是「允許」大家繼續互相攻擊。相反地，如果我們直接限制言論權利，對酸民進行制裁，反而還可能會對言論自由產生更大的傷害。

結論

綜上所述，這次的問題涉及眾多領域，本文只能非常簡略地概述言論自由及言論緊縮的幾個問題。其中有些（如取消文化、政治正確）礙於篇幅只能暫時忽略。

但大致來說，言論緊縮所涵蓋的幾個社會現象是值得討論的，至少就主觀層面來說，確實有人認為言論空間正在縮小。至於，我們是否要像一些學者一樣，把言論緊縮納入言論自由問題的一部分，則取決於我們對於言論自由概念的想像為何。

然而，本文指出，即使我們將它視為言論自由問題，仍然會遇到不少麻煩。因為一方面，並非所有不自由都是應然上錯誤的。另一方面，言論自由本身就保障了「缺乏品質的言論」的自由，而當缺乏品質的言論反過來產生言論緊縮的現象時，就會形成難以化解的張力。這時候，也許我們最後只能訴諸道德呼籲，期待大家自發性地打造一個更理想的公共領域。

【本文作者】

艾連說

喜歡哲學、文學跟荷包蛋，認為思考方式本身比專業術語更重要。 歡迎參觀：YT頻道、IG帳號、臉書專頁。

【本文核稿】

網站主編，王鼎棫

註一：儘管如此，仍有人相信網路社群平台與政治極化的相關性被誇大了，例如： IS THE INTERNET CAUS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? EVIDENCE FROM DEMOGRAPHICS，以及 Everything in Moderation: New Evidence on Americans' Online Media Diets。

註二：因此，言論緊縮可能是一種「雨傘術語」，概念一撐開，其就涵蓋了多種社會現象。不過，不同的現象背後可能有類似的成因。例如很多研究就指出，社群平台的發展產生了回聲室效應（Chamber effect）與廉價言論（Cheap Speech）：前者是指人們在網路平台上，會因為演算法的鞏固，形成一個個陣營部落，形成同溫層，裡面的人接觸到的資訊，也主要來自同溫層的其他人或意見相近的媒體，逐漸看不到其他立場的存在；後者則是指網路平興起，讓言論傳播成本降低，網路言論海量出現，閱聽者反而會出現注意力稀缺的問題，沒辦法關注所有資訊。

註三：比如，什麼叫做「溝通無效」，就需要更嚴謹的概念討論。

註四：有些人就指出，傾向右翼的人更容易感受到無法自由表達意見，見 Subjective Freedom of Speech: Why Do Citizens Think They Cannot Speak Freely?

註五：Leslie Green在"Right Speech"的講座中討論過這個問題。Jeremy Waldron則在A right to do wrong一文中更一般性地討論了「有權利」與「符合道德」的區別。